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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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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坟五典,随掇华英。 天机云锦,独抒性灵。 无由济世,顾怜苍生。 心系邛崃,身老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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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忧患意识  

2013-10-02 12:12:04|  分类: 中国文学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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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忧患意识 - 渔阳居士 - 渔阳居士

摘要:王国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诗学智慧建构了诗学境界论,然后又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则,调动了积淀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神,并熔铸自己对人生痛苦的体验和对文化命运的悲情,建构了“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之境界”。而王氏的这个“三境界”之所以冠绝古今,是因为在它的建构中除了契合典型的中国式诗学智慧之外,还饱含着厚重的忧患意识,并已成为后嗣学人踽踽前行的生命坐标。

关键词:王国维;人生三境界;忧患意识

Poetic Wisdom of Wang Guowei's Three Life Realms

  Li Wanbao

(Shanw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wei,Guangdong 516600)

 

Abstract: Wang Guowei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a poetic realm based on his deep knowledge and special poetry wisdom. Then he followed the general rules of human's thinking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used his own thinking about social life's suffering and sadness into it. At last, he constructed the three realms from which a great man of learning and successful must suffer. This theory reach the peak of poetic realm because it reflected typical Chinese poetic wisdom, and became the life standard which advanced by the following people.

 Key words: Wang Guowei;three life realms;Sense of urgency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奇之人生彪炳青史。然而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言,尽管古今中外先贤已然提出了种种振聋发聩的“三境界”理论,然而自王氏之论横空出世,遂关千古境界之口,古今论“三境界”者颇多,而最使人感发者,莫过于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然其所摄取的意象以及其所建构的境界却独出千古,这正是王氏“三境界”魅力之所在。基此,其文化渊源也就成了我们感兴趣的话题,而发掘其艺术理论之渊源,又会使我们获得其中除了诗学思维(另有专文论证)之外,还有浓重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主流文化传统之一,它代表着一种高尚人格,它使人超越了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从而体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能动性,并表现为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着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据说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盖因忧患始,所以其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吉凶。《易经》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传》第七章)孔子《十翼》解释说,危险是由安逸转化而来的:“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又:“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神安而国家可保也。”后来孟子又概括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即忧患意识,也叫“未雨绸缪”。《老子》五十八章也说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韩非子对这句话更有非常精辟的阐释:“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解老》)

    一.“独上高楼”与“人格敬重”

    王国维的忧患意识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还有来自于康德关于人在获得人格敬重行为中所与之俱来的一种痛苦的学说,因为这种人格敬重往往与某种逆境紧密结合。在王国维这里,人格敬重正与他的悲观主义紧密结合。王国维把尊崇人格放在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关系上,在他所称许的尊崇的具有伟大人格者,如屈原、杜甫、苏轼、陆游和辛弃疾等都是一生困厄者。智者与俗众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对世界的认识居高临下的,居高者,而闻者彰,而见者远。正因其高,俗众其力不胜登临,故而知之者孤寡,犹如曲高而和寡。如此,在漫漫人生路上求索的智者一生就注定他要踽踽独行,他要独上高楼。1903年王国维在南通时写的《拼飞》“拼飞懒逐九秋雕,孤耿真成八月蜩。偶作山游难尽兴,独寻僧话亦无聊。欢场只自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渔阳居士和曰:“独行逆旅求天道,耿介原成九月蜩。行藏不畏千夫指,俯仰闲听竖子聊。丘壑舒眉忘萧瑟,诗书锁目享寂寥。说难只向囚中取,孤愤合当一时消。”王国维的早期诗作就已经透露出了一种悲壮的审美境界。

    中国戏曲小说中著名的悲剧中人物如程婴、杵臼、窦娥、柳敬亭和苏昆生等都是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而为正义赴汤蹈火的,他们的人格都是王国维十分敬重的,王国维在诗中写到“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在王国维看来这些赴汤蹈火的悲剧人物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安顿而然。正如亚里斯多德也有名言“智者不求幸福,但求免于痛苦的自由”。王国维是一位真诚的悲天悯人者,他一生有着忧生忧世的独到情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i]又,“《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1[69]可见,在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中,交织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浓郁的悲情色彩。

    王氏的“三境界”既是古今成大业者之必经之路,同时也饱含着对家国天下的忧患,“昨夜西风凋碧树”是背景、是现实,由“兴”而引出某种“忧生”、“忧世”的悲悯之情。“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既是“为往圣继绝学”,又是“为万世开太平”的起点,这也是传统士大夫应有的胸襟。罗振玉曾因王国维“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的早年诗句而大异其才,这也正是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人格动因。王国维早在《文学小言》中说道:“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王国维《致许同蔺》中说:“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胸中所预言于足下者十倍于兹,每一捉笔不知其何以忘也。”[ii]又说:“常为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做去,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2[3]应该说这正是王国维“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伟大理由。具有高尚伟大之人格,才有独步古今之三境界,因此王国维是位伟大的孤独者。

    二.“衣带渐宽”与“美育救国”

    在王国维看来自己的救国之路是文化、是道德,而使人能够达到道德境界的正是美育。艺术不仅要美,而且还要善,艺术要“尽善尽美”才是真美,而且若美有其相对独立位置,倒容易导致美善合一,但若美育沦为道德的奴隶,则美善两伤。尽善尽美才是能救国救民的美育,因此王国维所要成就的文化之大业始终与家国之图强为一体。刘烜说:“王国维本人的气质是内向的,有忧郁的性格,作为一个学者,他是理智型的,深沉是他的特色。他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思索着国家的不幸,思索着家族的兴衰。”[iii]

    王国维早年就认为美育可以救国,因此后来他治美学。王国维1904年2月曾在《教育世界》第69期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他在文中提还出了人生有物质境界、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之说,而审美境界乃物质境界与道德境界之津梁也。他认为妨碍中国美育发达者有三:一是只看眼前的蝇头小利,太急功近利;二是中国诗画本有特色,而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三是我国人审美趣味缺乏,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王国维的词话称为“人间词话”,他的词称为“人间词”,据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等统计《人间词》提到“人间”凡38次,罗振玉有时给他写信也称其为“人间先生”,这些足以证明了王国维的人间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其中既包含着忧生忧世的真谛,又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直到1925年3月王国维在给蒋汝藻的信中告诉他已接受清华的聘任时还说:“数月以来,忧徨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故弟于上月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招收魂魄,重理旧业耳。” 2 [412]蒋汝藻给王国维的回信中劝道:“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为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能强为。”3[251]在王国维看来治国之路在文化、在道德,而民族文化道德的提升则在美育,为此,他不惜自己的生命去追寻着,正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康德就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

    他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中国的悲剧时代,但在现实中又无解脱之途径。王国维钟情康德、尼采、叔本华,而受叔本华的影响最大。他推崇《红楼梦》为悲情巨著,他用美学解读《红楼梦》以寄语国运忧患,这其中交织着他对国运衰亡的忧患和对人民麻木乐天的慨叹。此外,王国维的忧患意识中还饱含着人生苦难的体验,他认为人生即苦难,所以王国维具有悲情色彩。他说“通灵宝玉”之“玉”就是“欲”,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王国维是尚虚的,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不论欲满足与否,其结果都必然是痛苦。王国维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痛苦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iv]这又应了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王国维又将老子的“患”解为“忧患”,将庄子的“劳”用作“劳苦”,举为与“生命”相生相依、无法离弃的东西,认为“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由此他得出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换言之,王国维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与实践,无不与苦痛相关系。然而,既与人无利害关系,又能使人超然于现实利害关系之外的,就只有艺术。艺术能使人在积阴弥月的沉闷压抑状态中走向自由放松的境地,使人在追求成大业、大学问的过程中品味苦中有乐,走进苦尽甘来的境界。曹顺庆说:“在宗教精神相对淡薄,实践理性精神一向占着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多的不是到彼岸的上帝那里去寻找生命的价值之源,寻找支援意识,而是通过将生活泛审美化、泛艺术化来赋予生命的意义的。这种文化基因,既是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内在依据,也是王国维关于艺术本源的内在依据。”[v]然而蔡元培也好,王国维也好,他们在倡导美育的过程中,所艺术不仅要美,而且还要善,艺术要“尽善尽美”才是美,而且若美有其相对独立位置,倒容易导致美善合一,如果美育沦为道德的奴隶,则美善两伤。也就是说王国维除了具有国运忧患的“公欲”难以释怀之外,还有一种人生悲情的“私欲”不得慰藉。因此他要寻求精神的安身立命,就只能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百度千寻”与“不见伊人”

    人的生命意义仿佛只有在文学艺术和审美中才能找到,这不仅是王国维的人生观,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士人的人生观。司马迁在宫刑后对“发愤著书”的感悟来自于屈原“发愤以抒情”,西伯羑里演《周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等倜傥非常之事。述往思来,李白说“哀怨起骚人”,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不平则鸣”、又“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等等,都不约而同地阐发着忧患与文学的关系、忧患与大业的关系。对此,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作了精辟的回答:“君子之学,或施于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vi]首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事功与文章难以兼善;其二,事功烈显者或不重视文章、或不擅于文章,所以显达之人常不以文章见称;相反,失志之人,苦心危虑、感激发愤,又不能把所学用于济世,所以失志之人文章辄易工。这岂止刘柳?前有屈宋、李杜,后有苏黄、关马,不胜枚举。姚崇、宋璟位极人臣,事功烈显,誉光竹帛,而独不见于文章,此类人等亦不胜枚举。事功烈显之人哪里有机会、或愿意去体验那“西风碧树”、“伊人憔悴”的人生况味呢!再看那些以文章名世者,单是明清两代的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蒲松龄等就没有一个是中过举的,正如欧公所言“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杨玉华说:“悲愤和痛苦的情感特具一种直指人类命运根本的力量,也最容易引起封建时代‘人生失意常八九’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vii]或可说“世界上最美的诗常常是用眼泪写成的”。王国维受叔本华思想影响最深,叔本华说过:“一个人认识得愈清晰,他的智力愈高,他的痛苦就愈甚;一个赋有天才的人痛苦也就极大。”[viii]王国维认为自己人已“穷”而诗却未“工”,民族国家又岌岌可危,认识论上的“真理”既不可知,伦理学上的“解脱”又不可凭,这种痛苦与他对社会文化的认识俱增,于是决绝仿佛是最好的出路。

    关于王国维的死,尽管有“殉清”说(后世学者证明乃罗振玉始作俑),罗振玉“逼债”说(郭沫若提出)皆不足凭,而陈寅恪的“身殉文化”说最为令人毋庸置疑。王国维在遗书委托陈寅恪、吴宓处理后事,显然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最密切,也彼此最为了解。据吴宓《日记》6月14日记载:“晨,吴其昌来,议以《学衡》专期为王静安纪念。”“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ix]吴宓认为王国维是身殉文化者,而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又被吴宓认为是与王国维心心相印的文字:“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x]种种因素表明,陈寅恪的“身殉文化”说可谓深得王国维的“以学术为生命”的人生观。当然王国维完成最终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庄列厌世思想的回响,有叔氏悲观哲学的浸衽,更有其自由意志与现实社会的冲突。这一冲突既是《人间词》的主旋律,也是《人间词话》的,同时也是其“人生三境界”的灵魂。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是依据中国固有的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精神的稳定性来获取读者与文本相沟通的最佳方式,也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浑然性。《离骚》“盖自怨生也”,阮籍《咏怀》因“常患祸患”发此咏,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xi]可见,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不仅是用智慧写成的,也是他对自己短暂而又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生涯的诠释,更是他植根于我们多难之邦的忧患意识。

 


[i]陈鸿祥.人间词话全集·人间词注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72

[ii]王国维.王国维全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4:6

[iii]刘烜.王国维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22

[iv]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3

[v]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M],成都:巴蜀书社,2001:328-329

[vi]欧阳修.欧阳永叔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58      

[vii]杨玉华.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M],成都:巴蜀书社,2000:255

[viii]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245

[ix]吴宓.日记[A].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x]陈寅恪.诗集·王观堂先生挽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10—11

[xi]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台湾:东升出版事业公司,民国6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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