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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居士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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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坟五典,随掇华英。 天机云锦,独抒性灵。 无由济世,顾怜苍生。 心系邛崃,身老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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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道冲突中的“圆融境界”  

2011-03-18 11:29:20|  分类: 学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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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道冲突中的“圆融境界”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圆融”的文化背景里,晏殊消解忧思的方式是,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深情执着,也有旷达超然的处世智慧,表现出了宋代文人和谐的人格结构特征和处世结构。所以,晏殊虽有沉重的感性体悟,但犹能保持一种圆融的理性思致,可谓情中有理。另外,再加以独特的“诗情消解”。

    道家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对立双方既相依存又相转化。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所以晏公要不断在有无,祸福,刚柔,强弱,损益,大小,轻重,智愚,巧拙,生死,胜败,进退等之间权衡,不断于儒道之间徘徊。然而,儒道之于“穷者”则互补,之于“达者”则冲突,晏公达者也。

    (一)“藏锋隐智”与“惟说气象”

    据大量文献记载,晏殊平生以诗闻名,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流传甚广,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词三首》曰:“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他在后期的西昆派中处于近似宗主的地位,只是因为其诗集久佚,所以后人圈点阙如,而品评《珠玉词》者甚多。据一些零散资料可知,晏殊诗学主张是咏太平诗、唱太平调,坚守前期西昆派的立场,主张雅颂之音,反对诗歌反映严酷的社会现实。关于晏公与欧阳修宴饮赋诗发生冲突一事,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晏殊就是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清客宰相”,我们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一饭未尝忘君”,当然也不能因此而简单地把此事说成两种文学观念的冲突,其更深层的原因还应是晏欧圆融的人生哲学。

    对于《珠玉词》,历来褒贬俱存。王灼评价晏殊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碧鸡漫志》)。吴处厚《青箱杂记》说:“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王作篆。’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宋人葛立方评曰“此自然有富贵气”,清人冯班评曰“自然富贵,妙在无金玉气”。看来晏殊赋诗填词一以贯之者,惟说气象。晏公诗词之温润蕴藉实乃艺术造诣和圆融人格的统一体。   

    晏公擅说富贵气象,更擅作男子闺音。《珠玉词》中有八十三首写酒,其中酒筵应歌祝寿的词约有三十多首;有三十左右首词写歌儿舞女,用了约二十个词语来代称,如:谢娘三次、萧娘四次、舞娥、青娥、修娥、越娥、仙娥、佳人、美人、丽人、玉人、玉女、仙女、云彩侍女、红杉侍女、朱唇、粉面,文君、玉真、小妹等等。但在与柳永词的对比中,犹见二人之雅俗异趣:“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问:‘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张舜民《画墁录》)其子晏几道也说“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雅归雅,但也找不出像范仲淹《渔家傲》《苏幕遮》那样的豪言壮语。虽说此时宋人体认诗词有别,独尊“花间”本色,但也时有雄豪之作,如欧阳修之“挥毫万字”、王安石之“登临送目”、苏轼之“大江东去”。凭晏公之高位,宦海感慨必定良多,然诗词之中难见风雅精神之在场,这就不能不说另有其因了。其《解厄学》云:“厄者,人之本也。锋者,厄之历也。厄欲减,才莫显。”(《藏锋卷一》)他认为要想减少困厄就不要轻易显露锋芒。又:“上惟忠,能次之;下惟实,术次之;不明其心,厄之难止。愚者言智,愚也;智者言智,祸也。”(《蔵智卷二》)他说上司强调的主要是忠诚,其次才是才能。又说和智慧的人谈智谋是招祸的行为。宋人博取功名、跻身为官的普遍心态是耽安求富,一旦身居高位后就要藏而不露,晏殊也不例外。他自己曾说“小饭防噎,跬行虞跌。晏殊在有宋一朝做宰相与吕夷简都很长,范仲淹做宰相的时间则很短。晏殊的业绩虽比不了长居首相位的吕夷简,但也比不了短暂的副相范仲淹。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仅用了两年左右时间就足以名垂青史。庆历三年(1043)三月,晏殊取代吕夷简,任刑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章得象为昭文馆大学士,杜衍亦出任枢密使,反对派夏竦为枢密使,贾昌朝参知政事,欧阳修等相继任谏官。九月,范仲淹提出《十事疏》,皇帝御批“朕用韩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议人望之所归。凡所议事,仰章得象、杜衍以下公心协力行之。”(《三朝名臣言行录》)皇帝的态度已经以十分明确。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载:“晏元献公为宰相,兼枢密使,范文正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郑公枢密副使,一时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韩二公与元献有旧,故荐之,而富公,其婿也。元献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许。夫宰相用人,正当如此,顾人才何如耳,安问亲旧乎?”[P3315]此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按理说这次改革的成算应该很大,但晏殊却因为其女婿为枢密副使而引嫌请罢,名为避嫌,实则胆小。虽然此请求仁宗未许,但晏殊对于“新政”却一直若即若离。要知道晏殊身居首相要职,他的意见可谓举足轻重。当改革派备受打击时,晏殊虽已罢相,又不能以元老重臣的身份仗义执言。在庆历新政中,有人曾攻击张方平是“奸邪”旧党:“在朝奸邪者,既欲因奏邸事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参知政事贾昌朝阴主之,张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公(范仲淹)徐进曰:‘益柔狂语,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闻略有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见也。’上意释然。”(《韩魏公集》卷十三《家传》)在张方平、宋祁等同力抵制贾昌朝等奸党之际,首相晏殊却不置可否,还是范仲淹挺身而出给皇帝解释清楚。据方健先生分析,庆历新政的失败大体上有三点原因:一是仁宗皇帝的软弱无能动摇反复,二是执政大臣政见异趣而不能同心同德,三就是在关键时刻晏殊不建一策。[276-279]反观范仲淹:“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欧阳修集》卷六十七《与范希文书》)范仲淹曾说:“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范仲淹集》卷十五《润州谢上表》)在这一点上,晏公与范仲淹、欧阳修皆有霄壤之别。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评价说“富贵悠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正是这种隐藏与圆融铸就了他的“惟说气象”,从而也失却了风雅。天下大事,骨骾在喉,不吐不快,但吐之容易招祸,隐藏孤独寂寞,遂以富贵气象消解。于是《珠玉词》一百多首也不抵范仲淹一首《渔家傲》影响之大。

    (二)“淡泊名利”与“计较名利”

    晏殊在隐智藏锋、戒欲节情人生观指导下而“知足常乐”,其实他内心非常计较当下之名利,这是“知足”的起码条件。他曾说“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道山清话》),于是在诗词中就一任调风弄月,醉生梦死。他在词中写到:“劝君看取名利场,今古梦茫茫”、“当歌对酒莫沉吟,人生有限情无限”。那么,要想留住这个名利就必须有所节制,这正是晏公高于一般人之处。

    由于晏殊心中有太多的纠结与无奈,因此其富贵气象的背后清晰地透出了其人格与性格的冲突,使他“临大节”时往往无奈地缺席,尽量躲避政治焦点。江休复《江邻幾杂志》载:“晏相言:‘昨知制诰误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纸文字,视之,乃除拜数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职领之。’须臾,召到学士钱惟演。晏奏:‘臣恐泄漏,乞宿学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见者,深骇之,不敢言。”②[P594]费衮《梁溪漫志》“苏子美奏邸之狱,当时小人借此以倾杜祁公、范文正,同时贬逐者皆名士,贱人至有‘一网打尽’之语。独韩魏公、赵康公靖论救之,而不能回也……诸台益忿,重以秽渎之语上闻,列章墙进,取必于君,知二相胆薄畏事,必不敢开口以辨。既而起狱,震动都邑,又使刻薄之吏当之。②[P3417]

    在封建集权政治之下,有时候,自己的命运自己是无法掌控的,即使你有再好的规避方法。文莹《湘山野录》载:“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题云:‘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言诞育圣躬,实系懿后。奈仁宗夙以母仪事明肃刘太后,膺先帝拥祐之托,难为直致,然才者则爱其善比也。独仁宗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区区不足较,当更别改。’晏曰:‘已焚草于神寝。’上终不悦。”②[P1396]《龙川别志》载:“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仁宗恨之,及亲政,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诞育朕躬,殊为侍从,安得不知?’吕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宫省殊之不审,理容有之。然方章献临御,若明言先后实生圣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肃刘太后朝纲在握得罪不起,已故章懿太后皇帝的生母也得罪不起,晏公跋前踬后也!晏殊如此小心也曾三次罢相。第一次是因为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要提拔张耆为枢密使,晏殊上疏论“不可”,忤太后旨。时晏殊大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宋史》),遂罢枢密副使。第二次是因仁宗亲政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而怪晏殊所撰《章懿太后神道碑铭》欺君。晏殊内心委屈也不肯辩解,遂罢参知政事。第三次是庆历四年(1044)九月,表面是由于出欧阳修为河北转运使,谏官奏留,晏殊不准,而被认为是晏与欧不协,图报复为起因。其实根本原因是谏官孙甫和蔡襄借机旧事重提,激起仁宗对李氏碑铭的旧恨,加之八王“图谶”之说,正中仁宗下怀。再有孙、蔡捏造晏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的罪名,仁宗终于找到了理由贬晏殊,既能了除却多年的心恨,又能免于泄私债之嫌。这后两次罢相纯粹都是宫廷斗争的结果。

    晏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总是充满着矛盾,因此他也无时无刻不体味着人生的无奈与苦涩,其诗词总是被寂寞孤独的失落感所笼罩。如“好月谩成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闲役梦魂孤烛暗”、“酒醒人散得愁多”、“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独凭栏朱,愁放晴天际。空目断,遥山翠”。他以艺术的方式感知生活和理解生活进而超越生活,他的艺术思考和哲学思考都来自所处的政治环境,他用忧患苦涩搅拌着心安逸乐来品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把这种充满冲突的心境抒发得淋漓尽致。诗人内心是挣扎的,他的追名逐利之火涌动的同时,他的汪洋淡泊之水也在起伏。家庭中不能我行我素,朝堂上身居要津却不敢据理力争,好人不好做,大事不敢做,进退维谷,最后他只好把“圆融”融入到“独徘徊”之中,以此而言,其风雅精神则是在场的。不可摆脱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与不可推却的人生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在晏殊身上构成了“儒道冲突”的精神境界与理性涵养。有容、知足和圆融,既是禀赋也是感悟,既是枷锁也是解释。

 

      参考文献

②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7.2677.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八[M].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1979.2526-2527.

④二晏年谱[A],夏承焘集.第一册[M].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36.

⑤钦定四库全书[A]集部.元献遗文·几铭[M].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7. 1087-34

⑥方健.范仲淹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2001.234-242.

⑦苏辙.龙川略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1.10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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