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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坟五典,随掇华英。 天机云锦,独抒性灵。 无由济世,顾怜苍生。 心系邛崃,身老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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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诗学思维与忧患意识(四)  

2011-11-09 07:49:51|  分类: 学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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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三境界”的忧患意识

     据说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盖因忧患始,所以其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吉凶。《易经》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传》第七章)孔子《十翼》解释说,危险是由安逸转化而来的:“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又:“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神安而国家可保也。”后来孟子又概括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即忧患意识,也叫“未雨绸缪”。《老子》五十八章也说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韩非子对这句话更有非常精辟的阐释:“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解老》)可见,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主流文化传统之一,它代表着一种高尚人格,它使人超越了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从而体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能动性,并表现为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着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中的忧患意识还交织着浓郁的悲情色彩。他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中国的悲剧时代,但在现实中又无解脱之途径。王国维钟情康德、尼采、叔本华,而受叔本华的影响最大。他推崇《红楼梦》为悲情巨著,他用美学解读《红楼梦》以寄语国运忧患,这其中交织着他对国运衰亡的忧患和对人民麻木乐天的喟叹。此外,王国维的忧患意识中还饱含着人生苦难的体验,他认为人生即苦难,所以王国维具有悲情色彩。他说“通灵宝玉”之“玉”就是“欲”,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王国维是尚虚的,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不论欲满足与否,其结果都必然是痛苦。王国维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痛苦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i]这又应了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王国维又将老子的“患”解为“忧患”,将庄子的“劳”用作“劳苦”,举为与“生命”相生相依、无法离弃的东西,认为“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由此他得出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换言之,王国维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与实践,无不与苦痛相关系。然而,既与人无利害关系,又能使人超然于现实利害关系之外的,就只有艺术。艺术能使人在积阴弥月的沉闷压抑状态中走向自由放松的境地,使人在追求成大业、大学问的过程中品味苦中有乐,走进苦尽甘来的境界。曹顺庆说:“在宗教精神相对淡薄,实践理性精神一向占着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多的不是到彼岸的上帝那里去寻找生命的价值之源,寻找支援意识,而是通过将生活泛审美化、泛艺术化来赋予生命的意义的。这种文化基因,既是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内在依据,也是王国维关于艺术本源的内在依据。”[ii]也就是说王国维除了具有国运忧患的“公欲”难以释怀之外,还有一种人生悲情的“私欲”不得慰藉。因此他要寻求精神的安身立命,就只能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

    人的生命意义只有在文学艺术和审美中才能找到,这不仅是王国维的人生观,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士人的人生观。司马迁在宫刑后对“发愤著书”的感悟来自于屈原“发愤以抒情”,西伯羑里演《周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等倜傥非常之事。述往思来,李白说“哀怨起骚人”,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不平则鸣”、又“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等等,都不约而同地阐发着忧患与文学的关系、忧患与大业的关系。对此,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作了精辟的回答:“君子之学,或施于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iii]首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事功与文章难以兼善;其二,事功烈显者或不重视文章、或不擅于文章,所以显达之人常不以文章见称;相反,失志之人,苦心危虑、感激发愤,又不能把所学用于济世,所以失志之人文章辄易工。这岂止刘柳?前有屈宋、李杜,后有苏黄、关马,不胜枚举。姚崇、宋璟位极人臣,事功烈显,誉光竹帛,而独不见于文章,此类人等亦不胜枚举。事功烈显之人哪里有机会、或愿意去体验那“西风碧树”、“伊人憔悴”的人生况味呢!再看那些以文章名世者,单是明清两代的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蒲松龄等就没有一个是中过举的,正如欧公所言“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杨玉华说:“悲愤和痛苦的情感特具一种直指人类命运根本的力量,也最容易引起封建时代‘人生失意常八九’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iv]或曰“世界上最美的诗常常是用眼泪写成的”。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是依据中国固有的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精神的稳定性来获取读者与文本相沟通的最佳方式,也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浑然性。《离骚》“盖自怨生也”,阮籍《咏怀》因“常患祸患”发此咏,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3[182]可见,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不仅是用智慧写成的,也是他对自己短暂而又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生涯的诠释,更是他植根于我们多难之邦的忧患意识。





[i]王国维 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3

[ii]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M],成都:巴蜀书社,2001:328-329

[iii]欧阳永叔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58                                                                            

[iv]杨玉华.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M],成都:巴蜀书社,20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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