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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坟五典,随掇华英。 天机云锦,独抒性灵。 无由济世,顾怜苍生。 心系邛崃,身老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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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之知识分子论  

2009-02-17 17:33:2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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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复观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在知识专业分工的背景下,大部分蜕变为技术专家。在徐复观看来,这些技术专家并不能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拥有古典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理想类型,首先是在与技术专家的区分中获得自明性的:知识分子与应用技术为业的技术专家不同,他们是这样一些人,以专门担当知识、思想为己职。技术专家因为没有思想,可以为各种专制者所利用,而知识分子不一样,因为他们有思想,常常被专制者所排斥。因此,在非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总是带有悲剧性,悲剧性甚至成为鉴别真假知识分子的检证器。当他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没有离开政治背景,因而也常常带有悲剧感。这样的悲剧命运,又远非个人的,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道”反抗“势”、又被“势”排斥的悲剧。

       徐复观同梁漱溟一样,只是一个“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但在他的问题论域之中,却处处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分子问题相关。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需要通过对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理解,重新反思自身在新时代中的使命。

       按照孔子的看法,“士志于道”(《论语 里仁》),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在于以道自任,改造政治。儒家的“道”,在宋学那里,又体现为“理”。1953年,当徐复观的学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名为《理与势》的文章,阐述了二者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关系。他指出:“中华民族的信念,是理而不是势,这是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所培育、所证明的”,“理只有是非而无大小,势则不仅有顺逆而且有大小。吾人若仅凭势以自固,则遇势之小于吾人者,吾人固可肆其志,而觉人之莫可奈我何;但一旦遇势之较吾人为大,且对吾人为逆者,将立见神消气沮,张皇失措,此无他,不与理相应的心,便是中无所主,随风飘荡的心,真正的信念不会树立起来的。”处于“道”与“势”之间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敢于以“理”抗“势”,内心所凭借的就是儒家的价值信念。

       那么,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实践儒家的人文理想呢?徐复观认为,这首先要理解儒家的文化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德性文化。所谓的德性文化,指的是“中国文化所建立的道德性格,是‘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西方知识分子所凭借的宗教,是一种他力,而现代的法与国家观念,也是一种他力,但在徐复观看来,中国文化所注重的“尽心知性”,则是一种自觉的道德,“都是在每一人的自身发掘道德的根源,发掘每一人自身的神性,使人知道都可以外无所待的顶天立地底站起来。” 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所依赖的“道统”,就与西方传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认知的系统或信仰系统,而是通过道德人格的建立,以担当民族存在的责任。

        徐复观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儒家思想本身。儒家的民本主义虽然已经考虑到了人君应该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政治以民意为依归,而且还肯定了对暴君进行革命的正当性。但“中国知识分子,常是由文化上以道德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一转而为以自利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由以一切为充实个人道德之心之资具,一转而而为一切为满足个人私利之心之工具”。在这样的主观的德性文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分化成为两部分人,一小部分是少数怀有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而大部分是自利自利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无内在的德性“自力”,也无外在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只有听凭其人欲横流。
  在欧洲,古希腊的知识分子有纯知识的兴趣,可以保持对政治的独立性;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都被吸收在宗教团体之中,与政治也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而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的发展支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因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直有其社会的立足点。然而,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由贵族没落而形成的中国士大夫,在社会上没有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之外,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出现的“游士”‘“养士”两个名词,正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游”证明了其在社会上没有根,“养”说明他只有当食客才是生存之道。而且,“游”和“养”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所以历史条件中的政治条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

      儒家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根据;而在观念上也已突破了专制政治。但如上所述,却又被专制政治压回了头,遂使儒家人格的人文主义,没有完全客观的建构,以致仅能缓和了专制政治而不能解决专制政治。这是留给我们今日所应努力的一大问题。

       徐复观发现,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就在于缺乏自身的立足点,以致于仅凭道德的力量,无法与政治抗衡。那么,当知识分子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又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许多知识分子循入学院,循入专业,与政治故意保持一段距离。在徐复观看来,这样的人并不能算知识分子,只能算技术专家,因为他们只是技术的工具,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这担当就是周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忧患意识,儒家人文精神照耀下的对社会和政治独有的责任感。古代知识分子也有责任感,但他们影响政治的立足点有问题,是在政治之内影响政治,结果一败涂地。现代的、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立足点,这新的立足点不再是政治,而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社会为中心,以知识和人格为基本点:
  要使士人从政治上得到解放,以完成士人性格上的彻底转变。这并不是说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说知识分子应立足于社会之上,立足于自己的知识之上、人格之上,以左右政治,而再不由政治权力来左右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知识。[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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