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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居士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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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坟五典,随掇华英。 天机云锦,独抒性灵。 无由济世,顾怜苍生。 心系邛崃,身老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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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文论  

2008-09-15 09:47:48|  分类: 中国古代文论选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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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无邪”说

“思无邪”说:是孔子确立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文学创作理论上,孔子强调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程伊川说:“思无邪者,诚也。”也就是说要“修辞立其诚”,要求表现真性情,也就是诗人要有真性情,在庞杂的内容中实现“文以载道”,在客观效果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二是从思想上说,“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里要说,孔子认为这句诗可以包括全部《诗经》意义。邪和正,必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四章第三节,说这个标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叫,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要加一个“非礼勿思”。但是“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介一种“中和”之美。《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乐而不淫,衷而不伤,言其和也。”从音乐上说,中和是一种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孔子所谓无邪就是指思想纯正而不歪邪,符合儒家的政治道德标准。孔子对诗人也罢,还是读诗人也罢,他的主张就是“正”而“不邪”,孔颖达分析孔子诗教时说,夫子谓《诗三百》虽对王室政治有所讽刺,但不好做直接的,尖锐的揭露和批评,故而教人以“温柔敦厚”。(见《礼记正义》)在论语中孔子的诗教是很有比重的。孔子认为学诗是修身厉行的开始。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是论文学的社会作用。这是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的“兴观群怨”对后来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兴”,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指诗歌的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精神之兴奋,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享受,已涉及到文学的审美作用。“观”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的,而孔子说“观”比较侧重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首先风尚善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心态。孔子讲的“观”不仅是诗的客观内容,也观诗人的主观意图针对当时盛行的“赋诗言志”,也可以观赋诗人之志。“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加强团结。“怨”是就文学作品听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怨”主要是指对现实不良政治的批判。

“怨刺上政”,虽是被允许的,但由于“诗教”的约束和“中和之美”的规范,这种“怨刺”又必须是“温柔敦厚”、“止乎礼义”的(尽管在具体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总而言之,提倡诗的“兴观群怨”作用,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政治目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长期发展中,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辞达”、“文质彬彬”说

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关系。《论语·卫灵公》曰:“子曰:辞达而已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基本理论,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慌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孔子的“尽善尽美”说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观赏舜的乐舞《韶》,并与武王伐商的乐舞《武》相比较时说:《韶》,尽善矣,又尽美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是对艺术的审美评价和要求;“善”是对艺术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和要求。孔子崇尚礼教,因而政治上赞扬尧舜的“禅让”。因此,对于歌颂“礼让”又无违于仁的《韶》乐,他极力加以赞美,认为不仅在艺术上是“尽美”的,而且在思想上符合他理想的道德伦理观念,因而也是“尽善”的,即“美”和“善”高度统一的典范。《论语·述而》中说到他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竟“三月不知肉味”。而对于同样艺术成就很高,但有弑君之嫌、显露杀伐之气的“武”乐,孔子则认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的“尽善尽美”之说,实际上提出了文艺批评两方面的标准,即社会标准美学标准。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对文艺作品的美学批评必须和社会道德伦理的批评结合起来的原则,是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的。

孔子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积极影响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的文艺观,大体表现在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艺观及其对《诗经》的批评。第一,阐述了文艺与道德修养的关系,《论语·泰伯》孔子关于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第二,涉略了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第三,确立文学批评的标准。《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音乐上说,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第四,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从“诗教”的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给了很高的估价。《论语·阳货》记载道:“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的“兴观群怨”说对后来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五,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关系。《论语·卫灵公》曰:“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基本理论,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第六,论雅乐与郑声。孔子关于音乐的论述,与对诗歌的论述是一致的,《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也记载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其反对郑声,提倡雅乐,这种崇尚雅正的思想是儒家文论的基本观点。

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说

他提出了“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样著名的命题。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原本并非是美学的范畴,是指“道”的特点,但这也符合他对文艺与美学的要求。他认为最美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最美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王弼在“大音希声”下注道:“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而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有声是指具体的声音,它只能是声音之美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故非“大音”。而“无声”则可以使你去想象全部最美的声音,而不受具体“有声”之局限。故而是“大音”。因为,“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它比一切具体的“状”和“象”都高,是“万物母”,具体的“状”和“象”都是有它派生出来的。所以,“无声”为“有声”之母,“无形之象”为“有形之象”之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一切艺术和美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道”的境界。这里没有任何人为痕迹与作用,完全符合于自然。

这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人们怎样才能体会到呢?这就涉及到了无和有、虚和实的关系了。……虽然老子对“无”和“有”的主次关系理解上有偏激之处,然而他提出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境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把这种理想的“大音”、“大象”看作是体现了绝弃人工、委任自然的审美特征,是一个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完美境界,它含有无穷秒趣,使人体会不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艺术境界的主要特征。可以说,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已为中国古代艺术境界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和美学基础。(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老子这句话的本意,明显地是在借音作为比喻来说明“道”是人们的视听感官所不能把握的。从视听所及的“形”来说,“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第十四章),也就是“大象无形”(第四十一章);从听觉所及的“音”来说,“道”就是无声之音。……简言之,“道”是属于感觉范围而又超出于感觉的东西。这种情况恰好同审美的对象有着极为类似的地方。因为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对象的美,都是直接诉之于感觉,同时又是超感觉的。音乐的美离不开声音,但声音只是把我们引向音乐所表现的某种美的意境的物质媒介。这种意境是由音乐的声音所唤起的,但又不是单凭耳朵就能听到的,它需要借助于人内心的联想、想象、情感、思维诸因素的作用才能体验到。这种经由我们的内心所体验到的美,显然不同于对声音的单纯感知。从这一点来说,音乐的美既是有声的,又是无声的。欣赏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陶醉于音乐所表现的某种美的意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沉浸到音乐所引起的各种难于言传的联想和感受中去,进入一种听声而不闻声的出神状态。这种状态不正是老子所谓的“大音希声”吗?(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之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从整体、全篇出发,探索作者意图。但对“以意逆志”的“意”却历来有不同的理解,而从孟子的思想体系及他说诗的状况来看,这个“意”乃指读者之意。孟子之“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观,与诸侯朝聘,赋《诗》言志,所用断章取义法不同,也与汉儒四家解《诗》,把《诗》旨引入政教伦理一途不同,比较接近于还《诗》以文学的本来面目,中国文学提供了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评论。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

《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从如何认识古人的角度理论,适用文学批评)——“知人”: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论世”:分析古人所处的时代状况。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

对后世文学批评有巨大影响。《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即对某些言辞,要善于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其错误本质不被惑。养气本指个人道德修养,中心是要“配义与道”,达到“至大至刚”,后世演变为以气论文,形成“文气论”。《孟子*知言養氣章》主要論述孟子的道德修養工夫。孟子乃先以“心”中的“志”去控制“氣”,以此更能培養出“浩然之氣”。此即“志─心─氣”三者的關係。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然后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自从孟子提出“知言养气”说后,因其所谓“气”抓住了人内在最本质的蕴含,这自然就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孟子对中国文学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宋明以来讲道统与文统关系者,无不要上溯到孟子。

庄子的“虚静”说

为了进入创作状态,对于创作主体,《庄子》提出了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大宗师》篇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就是要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

“虚静”的认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即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不注重思辨型的理论探索。它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庄子的“物化”说

对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庄子》提出了“物化”说,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创作者不再感到主体的存在,便进入了庄子所谓的“物化”境界,这就是庄子的艺术创作论。

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

从创作方法角度而言,《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崇尚自然的文艺美学思想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积极影响:《庄子》哲学本身崇尚自然,主张清净无为。因此,在文艺美学思想上,庄子派把崇尚自然、反对人为作为其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作为其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的原则。《庄子.秋水》篇明确提出要“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否定和取消了人的智慧和创造,这种哲学观点反映在文艺美学方面,就形成了崇尚自然,反对认为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原则。《庄子》将尊重自然绝对化,这无疑存在着片面性,但《庄子》中的一些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无不阐发其崇尚自然的艺术创造原则和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庄子》在这些故事里反复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即艺术虽也是人工创造,但因其主体精神与自然同化,因而也绝无人工斧凿痕迹,从而达到天生化成的境界。后世受《庄子》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也都把这种境界作为对文学创作进行文学评价的一个标准,特别重视那种无人为造作之迹的合乎天然的艺术创造,他们反对雕琢堆砌,主张淳朴无华;反对矫揉造作,主张天然化成。这是《庄子》崇尚自然的文艺美学思想对后代文学艺术家艺术创造影响的主要积极方面。例如后代的大诗人陶渊明、王维、苏轼等的创作无疑都受到过《庄子》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创作了许多自然纯朴,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作品。

韩非子的文艺思想

重质轻文强调实用反对雕饰,对礼乐文化采取批派态度,对言辞辩说,批评“华而不实”、“虚而无用”等,但也不忽视语言艺术。“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秦伯嫁女,妾美于公女,楚人卖珠,椟美于珠。绘画:画犬马难,画鬼最易——艺术符合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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