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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居士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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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微命,一介书生。 三坟五典,随掇华英。 天机云锦,独抒性灵。 无由济世,顾怜苍生。 心系邛崃,身老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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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教学的四大困惑  

2008-01-08 10:28:09|  分类: 中等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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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刊》2007年10月,第18期

 摘要:语文教学的功能无疑地也承载着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任,但是多数教师在语文课的教学过程中分解为两半:当代文二者并举,文言文则重点在词语。即使有些教师想多进行一些文学的、思想的、哲学的以及社会学的分析,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与之俱来的一些困惑又常令人望而却步。但是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又将把传统文化的精华丢失殆尽。因此,解决这些困惑,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是我们的宗旨。

关键词:大学语文 文言文教学 教学矛盾 教学理念  人文教育 

教育改革一直是几十年来谈论的中心话题,其根本目的是加强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提高人自身的身体的、思想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思维的以及心理的等诸多方面的素质进行的基础教育,即俗言“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语文教学就其功能来说不仅上认识多少字、能理解多少词,归根到底是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为此,在现代文的教学中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阅读分析,因为字词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对于在课本中占有相当比重的文言文来说,又多了一层语言的和时代的隔膜,因此绝大多数教师都会产生一些困惑――文学与文字、主导与主体、博洽与精研、智育与德育等等,真是鱼和熊掌皆我所欲也!

一、文字与文学的权衡

文言文的阅读教学的重要目标概而言之是传承文化,具体言之首先是承——解读,然后是传——授读,第三是创——写作,尤其是第三点,它是重中之重,然而它又是常常被忽视的对象。阅读文言文,疏通词句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只是手段,是第一步。除了承嗣传统文化之外,写作能力的训练也是一个重要目标。众所周知,即使你把字典都背下来,也不能解决写作能力。然而多年来在中学教学当中,为了应付考试,教师们为了抓“知识点”而不得不着力于字词句的教学,而把篇章教学――写作教学的任务都推给了现代文的教学。这种教学模式目前又遗传到了大学语文的教学中!

中国几千年来的古籍浩如烟海,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一般认为,文言文教学的意义其一在于使学生具备一般程度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为了更好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因此打通词句、咬文嚼字是必要的;其二在于古今汉语的关系,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发展,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语汇、语法以及修辞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习文言文,能让我们懂得现代语汇的来龙去脉,从而准确把握现代文的词义,提高今人的现代汉语修养,提高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因而弄通词句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此我只能称其为文言文教学的“初级目标”,在此之上,古人的遣词造句、立意谋篇的宝贵经验则同样是值得我们传承的,古文中的思想文化更是值得我们传承的,因而只解决词句的问题则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想这应是其“高级目标”。尤其是在几千年来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只选出这么几十篇,可以说都是名篇之中的名篇了,但是又由于教学时间的制约,使广大教师就产生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困惑。

要想走出困惑就必须压缩阅读(疏通词句、翻译文章)时间,然后把重点在写作方法的把握,艺术美学的鉴赏,思想文化的感悟上。我想这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应是不难解决的问题,而关键是教师观念的更新,教学目标的调整。压缩阅读和着重分析就是要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教师抓出重点实词、虚词以及个别句式来精讲,从而把大部分时间留给篇章分析、人文教育、文学鉴赏以及写作指导。比如对《荆轲刺秦王》一文,在字词方面只抓住“涕”、“币”、“偏袒”三个关键词的古今义,“兵”、“私”、“陈”、“顾”四个关键词在不同句子中的不同含义和文言文句式中的省略现象,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来突显文言文教学的“高级目标”。重点分析作品的文化内涵、文学内涵。即如何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显人物的性格,在价值观上对悲剧英雄荆卿、对一代“名君”赢政如何进行历史地评价,如何认识秦统一的进步意义和连年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最好是薄文字而厚文学。我想这就是陶渊明所谓的读书方法,贵在“不求甚解”、“会意”,诸葛亮也说过的“观其大略”的真谛。

二、主导与主体的两难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已是老生常谈,那么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呢?我想最恰当的解释应是将学生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的发现式学习,即现代心理学提倡的“学会求知”。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得有限的文化知识,而更在于获得知识的方法,授人“渔”而不是授人以“鱼”,这样才能获得无穷的知识,从而使学生获得永久的发展价值。

首先传授式由教育者传授,而发现式是由学习者发现。传授式是填鸭,学习的过程基本上是教育者讲学习者听的过程。而发现式是由教育者引导学习者积极参与,让他自己了解学习的目标与方法。比如在讲《荆》课时由教师引导学生读,并从中概括出荆轲性格特征,从而使学生积极地分析造成这一悲剧的历史原因及失败了为什么还称之为英雄的问题。于是,对于悲剧之因,学生自己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点:助手不当、义气用事、“欲生劫之”和历史的必然性。当然这是通过全班同学讨论分析的结果。

其次,传授式着重学习的结果,而发现式着重学习的过程。传授的方法是学习者学习别人研究的成果,亦即现在的原则、原理与知识;而发现式则是学习者自己学习和发现的过程。教师不是先给荆轲贴标签——深谋远虑、机智刚毅、英勇顽强等,而是让学生能过分析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神态描写来找到这些评价语。发现式教学法着重学生自己发现的过程,基于此,教师则要设计好问题,启发学生举一反三。比如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抓住从“有所待”到后来的“顾笑武阳”,学生就会回答出“衬托方法”。其实这只是抛出的一块砖,关键是要由此来引出玉来。于是同学们对于秦廷搏击之时为什么没有写到秦武阳,秦廷搏击如此惊心动魄却未曾见到“年十二就杀人”的秦武阳的影子,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秦武阳不是英雄,作者这样处理更加突出了荆轲的英雄形象。这里的不写武阳与前文的正面描写武阳的“色变振恐”异曲同工,是更为高妙的一笔,这也正是《教参》上没有分析到的地方。

第三,传授式强调获得知识的本身,而发现式则强调获得知识的方法。传授式教学把教科书当成了知识宝库,但这样获得的知识既容易被遗忘,也不能灵活运用。然而运用发现式的方法,就可以使学生通过自己的发现找到分析文章的思维方法,于是在分析人物刻画的手法进学生们又指出一个问题:文章最后一句“秦王目眩良久”是更妙的一笔,表面上是描写奏王,实际上还是在刻画荆轲,这也是作者用心良苦的衬托方法。具备了这样的思维能力不正体现了良好的文学素养吗?

但是哪些是教师一定要讲的,哪些是应该留给学生自己去“发现”的,教师讲多少才算合适,学生活动多久才算恰当,这是一个时时困扰教师的问题。有些东西是教师一定要讲的,因为这是学生无法自己获得的知识,这是容易处理的那一部分;而有些东西是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探寻的,但是往往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活动又时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时间又毫不留情地过去了,从而教师的“收”“放”就成了进退维谷之势。

三、博恰与精研的取舍

博恰与精研原则本是读书的方法——泛读与精读。曾国藩曾说过:“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非贸易获利之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废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是攻城掠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收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之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①]意思是说对不同的书籍要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和记忆目标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阅读。

在文言文教学中博与精的矛盾表现为对教材的处理、驾驭及取舍的关系。有舍才有取,学生自己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要毫不留情地舍去,而对那些若不讲,学生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就一定要讲深、讲透。大胆地舍掉了一些内容,才能高屋建瓴地拓宽学生的视野。但运用不当,又会失之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因此博恰一定要建立在“精研”的基础上。比如说,对于“北蛮夷之鄙人”一句,如果教师只满足于《教参》上的翻译:“北方边远地方的人,没有见过天子”,那么“蛮夷”是何意其惑终未解也。因而教师不应在此瞒天过海。此时教师若稍作诠释: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别称作“南蛮北犹西戎东夷”,这要不但“蛮夷”之本间显现出来了,而且还带出“犹、戎”二词,这又会使学生耳目一新。关键是只须一语道破,不至于浪费很多的时间。而在有限的时间内能让学生获得较为丰富的信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然而,“精”与“博”的取舍又是难以言谕的,即使是资深教师也难以恰倒好处,于是就更是广大年轻教师的困惑。

四、智育与德育的双赢

没有德育的智育是失败的教育。智育是文化知识和应用技能的培养,也包括智力的开发、科学态度与探索精神形成;而德育则是一个人的品行德操的培养,它包括政治素养、思想品德及社会伦理道德等。智育是教书,而德育则是育人,一个人若没有了生活的坐标,缺少了正确的价值观,那么他的健康的身体和聪明的头脑还有多少价值呢?德育不仅仅等于政治课的任务,语文课也不仅仅等于智育,可以说,每一门课都是德育为先,五育并举。就是说语文课也同样承载着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重任,因为课文的内容就是千百年来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的积淀。语文课的生动性、形象性、鲜活性和审美性,在培养情操与人格塑造方面,有着其它学科不可比拟的作用。所以,一定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就必须时时体现在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中。

语文课要提高学生的说话、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要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更要提高学生对生活的审美感受力、理解力,这才是语文课的全部内涵。因此,语文教师不仅要是个“专家”,还要是个“杂家”。比如在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的时候,涉及到了史书的体例知识,书中只注着:共130篇,其中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这样的解释给学生留下的“惑”很多,没有把司马迁的闪光的史学思想指示给学生,而且学生又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查资料,或者说没有必要记学生花很多时间研经究史论,因此教师必须讲清楚“本纪”、“世家”、“列传”是什么意思。项羽为什么被写进了“本纪”,陈胜为什么被写进了“世家”,而荆轲又为什么被写进了“列传”,教师此时此刻就应该直接告诉学生司马迁热情讴歌农民起义、反对强暴、反对专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这就是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史记》千百年来倍受世人喜爱的重要原因。司马迁不畏强暴、敢于秉笔直书的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正是我们教育的宝贵资源。

在读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只是狭义的语文课内涵,而真正的含义则是“五育”尽在其中。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能否真上成功之路,最终还是要看他的综合素质、看他的情商,而不仅仅是一技这长。但是问题就在于,文言文是千百年以前的文学了,精华与糟粕同在,教师将如何辩正施教,实现德智双赢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①] 翁福清等《中国古代家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8月第一版 第3页

                                                                                                         

参考文献           

1、乔树德 林福兰 李建求著《现代人才教育模式论》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1版。

2、贾东海、郭卿友主编《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2年12月第1版。

                                                              (与刘国凤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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